企业制度改革需回答的9个问题
2000-10-19
党国英 梁积江
编者按：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转换经营机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围绕这一决定，党国英提出了需回答和探讨的9个理论问题，欢迎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来稿进行探讨。
国企经营者任期内或碌碌无为，或不思进取，或腐化贪污的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期专题特约迟福林、李由等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从1999年开始，我国对企业制度改革的探索步伐大大加快了，与此同时，有关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同声音也多了起来，令人关注的是，有关产权改革的探索差不多都受到尖锐批评。看来，关于企业制度改革的许多认识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想就此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公有制为主导”的涵义应该是什么？
马克思倡导公有制，当然包含了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但是，当代社会发展证明，公共领域的扩大（即所谓“公共物品”的供应）是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基础，公有制为主导，应该体现在这个方面。如果各级政府把资本增值的主要任务交给民间企业，自己一心一意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物品，把社会秩序、疆域安全、经济稳定、居民生活基本保障、基础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解决好，反倒更有利于增强国家对社会经济控制和服务的能力。进一步说，这一些被人们看作公共部门的领域，原本也可以是种种“产业”，只是因为私人交易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这些“产业”才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共物品似乎越来越多，因此，政府不仅占有日益增多的资源，还凭借这种资源控制了更多的民间资源。说到底政府就是最大的产业部门，也是最能体现公有制主导作用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私有化不仅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可能的。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究竟是管理问题还是产权问题？
把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归结为管理问题，是一些先生的老生常谈。好的管理当然产生效率，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企业存在管理问题，就要考虑考虑产权问题了。为什么管理水平上不去？不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想搭公有制的便车吗？是的，有的国有企业管理不错，但此类企业为数不多，且不能长久。我们的制度要管多数，不能管少数。如果在竞争性领域实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相信绝大多数企业的管理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稍微窥视一下那些巨型国有企业的人，能知道那里每日每时在发生些什么。张瑞敏、倪润峰不能代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这样的有某种类似宗教情感的人士在中国出现是偶然事件，而偶然事件总会发生的，但我们不能把改变大局的希望寄托在偶然事件上。
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有“效率”，中国就一定应该有吗？
一些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的确比我们管得好，但不要以为我们也一定可以管好。第一，那是一些技术规程比较严格的企业，管理上本来就容易一些。例如法国的电力企业管理得就比较好，因为电力企业的生产和供应容易受到技术规范的制约。第二，因为他们那里的国有企业很少，民营企业很多，就形成了企业家市场，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板们来自企业家市场，最终还要受企业家市场的约束，便不敢懈怠。中国多少年几乎是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没有企业家市场，那些按照官僚程序产生的官员怎么能管好企业？
“厂务公开”和“主人翁精神”能解决国企的效率问题吗？
更多的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认识问题。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了保持和增强竞争地位，企业需要许多经营方面的秘密，因此，“厂务公开”要慎之又慎；有些看起来可以公开的信息，让竞争对手了解到，经过分析，就泄露出重大业务机密。所以，“厂务公开”并不是一项好的治厂策略。如果真正懂得一点现代企业的运行之道，也不会对发扬所谓“主人翁精神”抱有希望。“主人翁精神”应该在政治领域会体现，而在企业里，厂长与工人的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只要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工人做“主人翁”就只能是一句无意义的话。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应该体现现代企业的分工思想，厂长治厂，工人做工，各自干好分内事情。如果在国有企业里发生“劳资纠纷”，不论“主人翁精神”喊得有多高，工人还是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时候需要政府的帮助。
“年薪制”能解决国企的效率问题吗？
“年薪制”的实质是提高厂长经理人员的报酬。如果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也未免太天真了。中国的企业首长，不论企业经营得好坏，其实际收入并不低。要让企业首长对资产增殖真正负起责任，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如果这一条一下还做不到，就要对他们加强监督，或者产生对他们有约束的“下岗”机制和企业家市场。前一点很难做到，很难操作，后两点目前也很难做到。再说，高额的年薪本来包含了企业首长的一种风险收入，中国的企业首长几乎没有“下岗”之虞，也不存在进入“企业家市场”的风险，要给他们在高额的职务消费之后再送一份高额的年薪，真是让人想不通。
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能提高效事吗？
监督行为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付出高昂的监督成本，否则监督就是儿戏。前两年，轰轰烈烈地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派“督察员”，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再说，还有一个谁去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不用监督，让企业首长自己成为一匹好马，“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在传统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除非搞企业产权改革。对于少数不可能搞实质性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则应建立企业首长的“下岗”机制，这比行政监督要有效得多。
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要“靓女先嫁”？
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靓女先嫁”是必然选择。没有哪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愿意接受不良资产，愿意代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不愿意嫁出“靓女”，是一种陈旧思想在作祟；它把政府和社会对立起来了，不懂得藏富于民的意义。如果算总帐，算大帐，“靓女先嫁”以后产生的民营企业向国家交税完全有可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多。卖了好企业，改造差企业，改造好以后再卖，循环往复，逐步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大部转变为私营企业。国家和地方所成立的投资公司就应该干好这件事。
发展民营企业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是什么？
竞争性领域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变成民营企业，实现了藏富于民，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第一，有利于实现社会权威结构的多元化，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权威结构越是多元化，政府就越超脱，政府的立场也就越中立，政府也就越有能力、有权威处理好一些社会冲突，而事实上社会也就越需要政府这个仲裁人。第二，在旧体制之下，劳动者与企业的矛盾常常转变为劳动者与政府的矛盾，民营企业替代一大部分国有企业以后，政府就可以摆脱这个矛盾，而成为普通的劳资冲突的调解者和仲裁者。政府在这方面的立法也更能体现公正性。政府在经济冲突中解放了自己，社会也就更容易得到稳定。
我们怎样与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展开竞争？
短期内我国将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我国企业改革可资利用的大好时机。世界贸易组织章程的一系列规定如果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将有利于创造一个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加速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对国外企业的开放．而忽视对我们自己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培养，势必会加大对外开放的风险，甚至会造成社会政治经济的全局性问题。关键是要内外公平，不仅要解决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还要解决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任何行业，只要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就应该允许我国民间资本进入。在行业准入方面，中国民间资本至少应该与国外私人资本一视同仁。民间资本的“进”的问题解决不了，国有资本的“退”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好。信息产业、银行业已经同意外资进入，现在也应该考虑对国内民营企业的开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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