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下面这个报告稿是1997年8月份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召开的全区正局级领导干部学习会上，区委安排我半天时间作的一个专场辅导报告。
金牛区领导干部学习会材料
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分析辅导报告
刘达希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
经济改革的形势，可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经过18年的改革，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发展很不平衡。要真正取得改革的成功，我们必须突破目前存在着的两种体制并存的难关。
(一)
改革18年来我们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理论上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为什么说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呢？过去我们社会主义总是强调要实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或体现。但经过十几年的讨论、摸索，党的十四大已经明确提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改到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本性的作用。过去搞计划经济是以计划为基础来配置，这两个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用市场来配置，就是按客观需求来配置，市场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多少，我们就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按计划来配置，一般说来都是在掌握信息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按主观来配置，主观的东西是脑袋里面想出来的，想出来的配置，可能有好结果，但往往就没有好结果。
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来说，主观的东西，假如符合客观，那当然就会促进客观的发展，假若违背客观，那就必然破坏和阻碍客观的发展。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非常关键，这在国际上已经充分得到证明，苏联搞了70年计划经济，终于搞不下去，我们也有不少历史教训，党的十四大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搞市场经济总是畏首畏尾，总是这也怕那也怕，实事是不改不行，不改决没有好结果。我们现在国有经济的困难，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必然出现的困难，因为必须要经过市场的竞争，然后经过市场的考验，国有经济必须过这关，那一天过不去，那一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国有经济目前的困难，实际上也是苏东国家类似困难在我们这里的反映，只不过我们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是从计划经济一下转到市场经济，他原来整个都是国有经济，一下转到市场经济，承受不了，所以整个经济垮台了。例如苏联连年出现负增长，去年还是负增长，今年还不一定转成正增长，而我们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市场是逐渐放开的，不是一次放开的，情况就是两回事。
另外在放开的同时，我们让多种所有制同时发展，我们现在发展起了一块非常强大的非国有制经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这一块在经济总量中已经占多数，就我们每天生产的总值来说，大概国有经济就占三分之一多一点，三分之二已经是非国有经济，而这一块发展起来了，它对市场是适应的，现在发展得很好。我们现在不适应的仅仅就是三分之一这一块，而且三分之一这块也不是全部，因为国有经济中还有第一产业(当然不是很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三产业也是比较好的，如金融、保险、商业总的还是好的，不错的，真正困难的还是工业企业。国有工业企业在经济总量中约占20%，在国有工业企业中也并不是都不好，现在不好的主要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多数，但在生产总量中还是大型企业占多数，而大型企业一般多数还是好的，经济不好在总经济比例中占不到10%的比例。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经济形势是宏观好，微观不好，听起来好象有道理，但这个道理不成立，因为微观不好，宏观怎么好得起来呢？为什么有人认为微观不好呢，我认为主要是对国民经济的全局情况了解不够，事实是微观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只占10%，非国有经济这个60%是好的，国有经济第一、三产业是好的，国有工业企业大型企业基本是好的，真正最困难的，在经济总量上占不到10%，不足以影响整个经济形势，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苏联没有一个类似我们的经济结构所以就要垮台，我们有很大一块非国有经济在那里撑住，所以我们的改革在实践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二)
我们按市场经济进行改革要改些什么？最根本的是要改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方面是市场，第二个是企业，第三个是宏观调控。无论那个国家都是由它构成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三个层次，离开哪个也不行。
我们要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首先必须建立和发展一个市场，这是最起码的条件。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否定市场，反对市场，而且排斥市场，所以不叫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市场，以市场作为整个经济的基础。这个市场而且不是一个一般的市场，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来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基础。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的改革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的。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我们的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所谓商品市场就是农副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基本建立起来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基本上放开了。因为有没有市场，不等于商店有没有东西卖，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商店里也有东西卖，而且货架上还是摆得满满的，但那不是市场。因为95%的商品的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不是按市场来浮动的，而且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是要凭票、凭证供应，所以那只能叫一个模拟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市场机制在那里不起作用。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如消费品市场的95%的价格已经放开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商店和那个商店的价格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就是市场。因为价格波动代表了市场供求变化的信号，它反映了市场自身的规律性。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的也超过了85%，所以我们原来把价格改革当成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难关”，如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价格改革的成败，是整个改革的关键。从现在来看，这个难关已经基本过去了，还剩一点就是能源、交通、个别特殊原材料和公用事业价格偏低，这部分只要处理得好问题不会很大，因为这部分东西都是国家要控制的，不会一下把它放开的，只是控制得合理的问题，问题不会太大。
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并不仅仅是商品市场，还有各种要素市场，只有商品市场，还不成其为市场经济。因为生产要素一共是三大要素，即生资资料、劳动力、资本，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就是一个要素市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建起来，仅仅刚刚起步，所以要素市场是个薄弱环节，要素市场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如象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拆借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这些才刚刚发展，还不完善，资本市场发育还不健全，这要有一个过程，但建立市场这个环节是我们改革走得最快的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是企业。要搞市场经济，市场就要有合格的主体——企业。所谓合格就是它的体制和机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合格的基本标志就是：企业必须对市场的信号和信息作出灵敏及时的反应。市场的信号和信息无外乎两大类：一种是价格信号，企业要根据这个办事，价格高了，能多赚钱，就多生产，反之就少生产。第二种信号就是供求信号，就是供大于求，或是求大于供，或是供求平衡。如果是需求很大，供不应求，就赶快去抢占市场，多赚钱，反之就赶快收手，不要搞了，能作出这种反应，就叫合格的企业，否则就不合格，企业就要改到这个程度，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非国有经济这块基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了，它一搞起来国家就基本没有投资，是它自己组织生产、自己组织销售，现在也自己订价格，赚得到钱就干，赚不到钱就关，形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优胜劣汰实际上就是结构优化。非国有经济的结构也有不合理的地方，生产批量、生产质量都有些问题，但它会愈来愈合理，至今发展方兴未艾，最要害的就是它能对市场信号作出及时的反应，能优胜劣汰。
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五年淘汰率大约是25～30%，也就是一年总有那么5～6%的企业要关掉，要破产要倒闭，当然关掉破产不等于它不干了，它可以又换个牌子，重新登记出场，但它结构调整了，卖不掉的它不干了，新出来的一般是能赚钱的。前年乡镇企业有一个数字，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大约是2800多万家，前年倒闭关门破产200多万家，大概就是7%左右，如果没有这7%，能有目前的发展？多数乡镇企业和个体户不会象国有企业到吃光了再垮，它不会犯傻，一旦搞不起走了，该关就关，决不会等死，它跟市场经济就适应。现在跟市场经济不适应的就是国有经济，至今多数或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它对市场的信号不能作出灵敏的反应。正因为如此，它的效率、效益就高不了，竞争力也强不了，它相当多的企业就很困难，也就是改革没有到位。
第三块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主要要改的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宏观调控的手段。我们国家搞计划经济时也搞宏观调控，目的是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调控的手段不行，主要是靠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主观的东西太多，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即金融手段、财政手段，还有分配手段，对经济的调控不是直接调控而是间接调控。这个方面的改革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94年我们实行了五大宏观改革，即财政、金融、外汇、税收、投资改革，当然没有完全到位，但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这次经济“软着陆”取得成功，金融手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用了一部分财政手段。
宏观调控的第二项改革，就是改革宏观经济的管理体系。也就是国家的行政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这方面的改革现在是严重滞后，就是我们的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但国家宏观管理还基本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没有根本的改变。例如政府机构基本没有精简，职能基本没有转变，这是我们改革最滞后的环节之一，而且现在已经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环改不了，国有经济也活不起来，整个改革也到不了位。国家很早就提出了机构改革，全国性的就搞了三次，最后一次到去年才搞完。但效果有多大，一般人并不看好，基本没有改变什么面貌，机构也没有什么大的精简。机构改革不改不行，不改，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就打不破，就走不向市场经济。
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今年5月下旬，国家体改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会，会上深圳市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经验介绍，深圳是五点作法，一是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内容和方式；二是强化综合管理部门；三是撤销全部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四是企业全部实行无行政主管部门的改革；五是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政府职能全面转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讲深圳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能做到，全国各城市经过努力也完全可以做到。
第三个宏观调控方面的改革就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因为市场要竞争，企业要放活，就必然有风险，而且这个风险主要是劳动者的风险。为了缓解或排除劳动者的种种风险，国家必须在这当中起调控的作用，就是国家应该建立起一套能够解决这种风险的劳动保障制度，这是保证国家稳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过去我们在报上经常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罢工的消息，现在这类消息少了，它的罢工为什么少了呢？就是它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举西北欧国家的例子，看看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保制度。他们的社会保障一般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叫法定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即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失业和工伤，人人都得参加，你只要是劳动者就得参加，就得交钱，但交钱是资方交一半，劳动者交一半，只要你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补偿，就怎么补偿。
第二道社会保险叫补充社会保险，因为法定社会保险一般标准不是很高，因为它高了一般承受不了，所以就搞补充保险。就是有的企业效益比较好，职工也有这种要求，资方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加凝聚力，统一为职工投点补充保险，也就是你除了领法定保险还可以领一点补充保险。另外有些中等收入的人，感到法定保险太低，另外拿点钱去投商业保险，到时除领法定保险外，还可从商业保险公司得到一定的保险。
第三道防线叫社会救济。就是一个人拿社会保险它不是一直可以拿的，如失业者，他最多只能拿失业金三年左右，三年后生活就可能无着了，生活无着国家就想办法给他一种社会救济。社会救济制度必须实行，不实行社会就很难稳定，我们要搞市场经济，除了建立宏观调控的手段和管理制度外，还必须建这个兜底的制度。
但这个方面的改革我们也是严重滞后，到现在我们社会保障还很不完善，而且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它不仅牵涉到职工和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牵涉到部门的权力利益的调整。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险是八龙治水、九龙治水，你管一块、我管一块，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真正的社会保障是统一由一个单位来管，当然管的事权和财权可以分开，事权即政策由一个单位来管，钱怎么发放由一个单位来管，这样形成一个互相督。7月30日，李鹏总理在会见全国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工作会议代表时讲了三点：一要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原则上实现省级统筹；二可以建立企业补充保险，个人也可投保，还要发展商业保险，形成多层次保险制度；三要求各地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要拿出一部分钱，办好这件事。李鹏总理也勾画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将要建设的“三道防线”。
归纳一下上面讲的：从市场看，商品市场进展很快，要素市场进展不快；从企业看，非国有企业进展很快，国有企业进展不快；从宏观调控看，宏观调控手段改革进展很快，宏观调控体系即政府机构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展比较慢。这一快一慢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经济体制中两种体制并存的格局。
(三)
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的三大块，有的已经可以或正在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运行起来了，如商品市场、非国有经济、宏观调控手段等，但有的至今还是按计划经济在运转，其中特别是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这三个又搅在一起。国有企业改革到不了位，市场发展不可能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深入不下去，往往又是政府机构没有精简没有转变职能，以及新的社会保障和分配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如企业改革，曾经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关键就是想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解决企业活力的关键又必须做到政企分开，也就是政府部门不能和企业保持行政隶属关系，要保持行政隶属关系，政企就不能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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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当企业是依附于政府时，企业就必然要吃大锅饭，企业在既无动力，又无压力的情况下，它怎么去解决它自己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不起来，企业要深化改革就存在后顾之忧，因为深化改革就可能出现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减下的职工生活怎么办？所以这几个东西是搅在一起的，我们的改革目前面临的就是这几个难关，当然这几个难关最突出的是国有企业，这看起来是个焦点，但后两个问题反映的是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它可能长期拖下去，长期拖下去就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第一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的优越性发挥不出来，整个经济就很难进入良性循环。第二，对改革也很不利，它会丧失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当人拖疲了，往往就会说这是改革造成的，那是改革造成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里我们的很多困难和问题人家都没有，我们为什么有呢？就是两种体制并存。两种体制并存必然造成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漏洞、磨擦就很多，经济生活中很多空子就可以去钻，经济秩序混乱，不正之气，腐败就很难避免，而且很难减少，因为去钻这个空子的利益太大了。马克思就曾经讲过，一个人为了200%、300%的利润，他就不怕上绞索。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如一个比较容易搞钱的工作岗位，第一个人搞鬼我们把他抓起来，甚至把他枪毙了，但第二个上去后很快又干上了。最典型就是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前后两任总经理，都搞贪污腐败，前任枪毙不到两年，后任又干同样的坏事。腐败不反不行，但很难反彻底，反不胜反，防不胜防，反了一批又出来一批，我们经济体制本身的缺陷不能不是造成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三，时间拖长了，对党和政府的威信是极大的损害，搞不好容易带来社会政治问题。
所以我们的改革搞到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阶段，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而且也可以说改革要进入一个要改自己的阶段。因为前些年改市场、改企业，基本上是改下面，现在改政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社会保险，往往是要改我们政府自己本身，假如没有很大的决心，真正从全局利益出发，怎么能进行这种改革，推进起来就很难。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新体制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改革就很难说取得了最终的成果。我们要尽量找到既要推进改革，又能避免风险的办法，改革推快了不行，但等待也不行，要按中央的决定在2000年基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立起来，到下世纪前10年逐步完善，从现在来看还是有可能的，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各方面也在研究，江总书记在5.29的讲话中已经指出，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从客观形势估计，党的十五大必将作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越过这个最困难的阶段。
(四)
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改革中的焦点，国企改革从过去的情况来看虽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主要是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从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很多办法改革国有企业，主要有四种，前三种基本上是让利，包括79～82年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制，83～86年对企业实行利改税，87～90年实行全面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三种办法基本上是给企业让利，设想通过给企业让利把企业搞活，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搞活，而且不仅没搞活，通过几年的承包，以包带管，把许多企业包垮了。
因为承包这种制度，个别企业实行也许是可以的，全面实行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是只能是包盈不包亏，因为它是国有企业，盈了他可以多分一块资金、福利，亏了要让他补上，他没法给你补，而且企业搞短期行为，以包带管，拼设备、吃老本、作假帐，不提折旧或少提折旧，把整个企业搞垮，大多数企业的管理都不及过去，承包这样干行吗？
正因为不行，91年中央开了一个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只靠让利不行，国有企业的要害是经营机制不合理，所以只有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所以91～92年专门制定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从92年下半年就贯彻转机条例，到现在又四年了，转得怎么样了？经贸部的统计告诉我们，只有少数企业转得好，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系统没有多数企业都转好了的，这就是说转机没有成功。如果转机成功了它就是一种制度，多数企业一学就应该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转机这个提法错了，是实际的做法不是在转机，而主要是在扩权，因为转机条例就是扩大企业14个方面的权利，主要是扩权。国有企业的权利的确小，对企业扩权完全是对的，但当时没有进行配套改革，政府没有精简机构和转变职能，还是搞的计划经济那一套，还是传统的管理办法，所以这种扩权就没有好结果，结果无外是两种：一种是对绝大多数企业扩权落实不下去，企业感到他还是没有自主权，如大庆都说他们很多自主权都没有。另一种情况是少数企业扩权落实了，但往往又落实过了头，把所有者应有的制约监督权也落实给企业了，这样使企业经营者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内部人控制”，即企业资产所有者不能控制企业。
内部人控制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经营者素质较高，经营能力较强，自律精神也很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搞好，但它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制度往往就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另一种情况就是，搞不好就要出大问题，例如，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和云南红塔山集团的老总都出问题了。内部人控制对国有资产的安全营运是很危险的，思想抛了锚的人很容易干“不捞白不捞”的事，因为你没有形成制度，往往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形成一种合理的制度，经营机制才能真正转换过来，所以93年制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时，国有企业怎么办？就正式提出了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
(五)
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几句话是这么讲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来后，理论界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争论，到现在进展也不快。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一是有没有必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界的一些同志提出没必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据说今年都还有人给中央写信，建议不要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就行了。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是什么制度呢？过去我们搞的算不算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呢？这说不清楚。第二个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是四句话16个字，“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那就必须改革企业的产权制度，这个问题又有人讲话了，你要他搞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叫他搞私有化。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很明确就是国家的，你要把它明晰到哪里去，要明晰到私人头上去？所有又出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这又麻烦了。而且还要建立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责任制，按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搞法就是股份制和公司制，我们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上就说了股份制、公司制的好处，而且后来又制定了《公司法》，意思就是要搞股份制、公司制，但又有人提出说股份制和公司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怎么搞？就成了一个非常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进展就比较慢，本来从93年开始就应该推行，但由于有争论，我们又没经验，就先试点，决定花一年时间在全国选100户企业，然后制定一个统一的方案，94年下半年把它定下来，然后开始试点。从94年到96年因为统一方案牵涉到权利利益的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协调不下来，其间反复了两次都协调不好，统一方案就不搞了，决定由各企业自己提方案，经过批准后执行。直到去年才基本上把这100户企业的方案批了，本来去年底就要作结论，但去年才批方案，没法作结论，就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同志出来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推迟一年，到今年底再作结论。
但时间已经很紧，国有企业再拖下去也不行，中央又提出一个方针，叫“抓大放小”。这个方针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占主导地位，国有经济要起主导作用，但国在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又是一些大企业，关键的行业和关键的企业，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现在又比较困难，亏损比例很大，人数也不少，而且在经济中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大的，要把它抓住抓好，这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作用，小的可以尽快把它放开，而且放开中央提的范围很大，首先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怎么有利就怎么放，办法提了十来种，如改组、联合、兼并、破产、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租赁、委托经营、拍卖都有了，怎么做都可以。这个方针提出来以后，小企业改革进展很快，到去年为止，小企业放开的在全国大约占一半左右。有的省如山东大约接近80%，江苏也是接近70%，四川省已有3700家县属国有小企业完成改制，占应改数的76.5%，谢世杰书记说，今年是省委、省府决定三年完成县属小企业改制任务的最后一年，企业改革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要敢于坚持，积极探索，大胆突破，一抓到底，坚持少说多干，少争论多实践，而且要求凡未触及产权改革的都不算数，必须返工。我们成都市应改的国有小企业是709个，也改了433个，占61%，资产重组盘活存量资产达34.4亿元，出让国资收回资金2.71亿元，通过改革安置职工8.2万人，剩下的276户市委、市府要求今年必须全部改完。从全国范围看小企业的放开，经过一两年时间，也就是明年大概可以基本完成。
小企业放开，从目前情况看效果非常好，实际上放开它就是想办法转制，小企业放开的形式有10多种，但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多的地方占70-80%，少的地方也占40-50%，也就是一半左右，为什么这种形式占的比例较大，也不是偶然的，它有几个有利的条件。一个有利的条件是股份合作制我们一般还是把它界定为集体经济，这在理论上没有大的争论，但有的人也不同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十几年来股份合作制也历经风雨，上月底国家体改委制定了《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已印发全国，《指导意见》明确了若干重要问题，如界定它为集体经济，明确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改制实行变更登记等；第二是把它改成股份合作制实际就是把企业交给了职工，基本上是把原来的资产作价卖给了职工，变成了职工所有的企业，这样企业不至于倒台、破产，职工的就业就可以维持下来，不至于出现大批职工失业的问题；第三是债务也比较好处理，银行的债务由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与银行重新签订合同，虽然贷款不能马上还银行，但以后有了效益还可以还银行，所以银行比较高兴，收回贷款的可能性比原来大。而且从很多地方看，改为股份合作制后，由于机制转变了，企业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很快扭亏为盈，也就是国有企业不是没有办法，是有办法的。这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山东渚城，渚城国有企业放开的大约是36户，32户是搞股份合作制，放开后8个月内，所有企业都扭亏为盈，而且效果很不错，国家增加很多财政收入，原来渚城的财政收入在维坊地区大约占7、8位，后来上升为占第1、2位。其他地方也有相同的例子，看来小企业走出了一条路子，比较快可以解决，小企业问题解决了就可以给中型企业开出一条路子。有的地方已经明确中型企业可以参照小型企业的办法来办，如上海、黑龙江都讲了，所以中小型企业估计可以比较快的解决问题，中小企业的问题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面貌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为中小型企业在国有企业的总数里要占百分之90%以上。
全国大型国有企业就只有一万户左右，但资产总额，销售额，利润总额要占国有企业的60%、70%、80%，所以国家把这部分抓好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当然一万家大型企业，国家不可能一下都抓好，现在初步确定先抓1000家，它们的销售额、经营额、利润额大约占整个国有工业企业总额的60%以上，真正的主导作用和要害就在这块里。但现在1000家也没有力量都抓过来，去年抓了300家，今年准备扩大到500家，国家给它一定的优惠条件和支持，当然也加强监管，用各种办法把这部分搞活，现在看来也取得了效果，同时也正在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除了中央选定的100家以外，全国各省还搞了2000多家试点，现在也已经基本开始了“抓大”工作。
另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就是各地在搞股份公司改组，现在全国大约改了3万多家，股份有限公司大约8、9千家，上市公司也有好几百家，另外还要组建一批企业集团。因为中国的企业个头都较小，竞争力不强，现在各个地方都在组织企业集团，中央原来组织了55个集团，现在准备扩大到100个，设想就是通过几年培养起一批销售额很大的企业集团，上海就提出在2000年要培养出年销售额达1000亿元的企业集团是10个，因为它现在一个都没有，因为真要到国际上去竞争，没有这种大企业根本就不行。虽然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个数会减少，但公用事业、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骨干企业这些基本上还会保留在国家手里或者由国家控股，到现在为止，如公用事业是100%，能源交通100%，钢铁、石化的90%，机械、纺织、轻工的骨干企业的60～70%也都在国家手里。国家牢牢地占了控制地位，这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部分企业也要慢慢使它有效益，如果长期无效益，它也很难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国有企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急不得，急了有风险，但也不能等，等下去可能风险会更大。
(六)
改革形势总的是好的，也存在一些矛盾，但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改革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痛苦，特别是少数同志的痛苦，可能还比较突出，如一部分下岗职工和一部分退休养老职工，但国家已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过程是必须得过，要想不经过这个过程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目标就是按中央十四届三中、五中全会提出的，在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现在最要紧的改革就是三个方面：国有企业改革要基本到位，政府机构简精和职能转变要基本到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要基本到位。这三块最滞后的东西，最少在三、四年必须让它到位，或基本到位，这个基本到位和其它几个已经基本到位的要走到一个平行线上。
5月29日江总书记讲：“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为国企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朱副总理7月18日在辽宁考察工作时也明确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我们应该充满信心，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稳步推进改革，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
